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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踪侠影》赏析  陈墨

港台新武侠小说五大家精品导读 之 《萍踪侠影》赏析陈墨

  • 第四章 《萍踪侠影》赏析

  《萍踪侠影》,一名《萍踪侠影录》,于1959 年元旦至1960 年2 月16 日在香港《大公报•小说林》上连载。是梁羽生继《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白发魔女传》、《塞外奇侠传》之后的,第七部长篇武侠小说。

  《萍踪侠影》是不是梁羽生最好的一部小说?这就难说。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最喜欢《七剑下天山》的文采,有人最喜欢《白发魔女传》的奇情悲剧,有人最喜欢《云海玉弓缘》的奇侠风流,没准也有人喜欢《大唐游侠传》的朴实深厚。《萍踪侠影》是梁羽生的代表作之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集中体现了梁羽生的“传统正格”的特色。

  所谓“传统正派”的特色,概括起来说是,➀在内容上,以史为纲,以奇为目,侠道情仇交织其间,构成小说的基本框架;➁在叙事上,以侠为纲,以武为目,即以侠义人物的性格展现为核心,讲述精彩的故事;➂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以大义为纲,以个性特色为目,即表现能文能武的儒侠风度,以及能哭能歌的清奇特征;➃在语言艺术上,回目工整,诗魄词魂,追求优美的艺术境界。——这几点,对以后的武侠小说创作影响甚深,堪称“正格”。而能将上述几点贯彻到底,则无人能与之相比。总体的概括,前文中已经有了。这里专说《萍踪侠影》,具体看梁羽生小说的成就和特色。

  • 一 历史与传奇

  前文中已经说过,梁羽生史学功底深厚,写武侠小说自能扬长避短,从而自创一格,我们称之为传统正格。

  《萍踪侠影》与梁羽生的前几部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史与奇的结合中,进一步加大了史的份量,可以说是向历史小说又靠一步。以前的几部作品,至多是以历史为背景,间或有历史人物穿插其间,以造成“似真”的艺术效果。如《龙虎斗京华》中的义和团领袖,《七剑下天山》中的傅青主、康熙、顺治、董小苑等。这些《萍踪侠影》中也有,而且更多,书中的主人公张丹枫被写成是元末反蒙领袖人物之一,自立为王的张士诚的后代。真正的与以前的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萍踪侠影》不仅以历史为“背景”,而且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小说的“本事”,即以明朝皇帝及其“士木堡之变”为基本框架来展开故事。书中的明英宗朱祈镇、宦官王振、兵部侍郎于谦,以及蒙古瓦刺部的太师也先等,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且小说中的土木堡之变、于谦拥立新君、北京九城抗敌,及最后的也先乞和等,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书中所写,大致不差。至于书中所写的张士诚的后人张宗周做了蒙古瓦剌部的右丞相,而张宗周的儿子张丹枫又文武全才;明臣云靖持节出使瓦剌牧马20年,云靖的孙女云蕾又与张丹枫情仇难解;雁门关总兵周健一变而为“金刀寨主”?等人与事,虽系小说家言,但却与小说中的历史事件及人物盐水难分,融为一体,可以说符合逻辑,写出了历史的“可能性”。因而,这部小说的历史的成份大大加重了。

  当然不能说《萍踪侠影》是一部历史小说,因为它的叙事目的,终于还是传奇。而另一方面,这部书又不是一般性的传奇小说,它的武侠故事又深深地植根于历史之中,并且是通过历史事件及其历史人物关系来塑造书中的传奇主人公张丹枫的形象,表现其“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独特情怀,并揭示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深刻的主题意义。这又与历史密不可分了。所以说,《萍踪侠影》在历史与传奇之间另辟天地,正如书中的前雁门关总兵周健在雁门关外明、蒙两国交界的无人地带立起山寨,虽系绿林寨主,两不沾边,但却暗地里心怀大义,保国安民。

  说《萍踪侠影》及其梁羽生的小说是“传统正格”,这里要稍加注释,不然怕引起误会。梁羽生的所谓传统正格,是指其坚持在历史背景下写武侠传奇故事;且以侠义主题为目的,武打传奇只是一种手段;在审美境界上追求崇高与优美的结合;在艺术风格上偏于正宗的民族文化精神。但这并不表明梁羽生的小说是传统的照搬,即在精神上是“讲经”,而形式上则是“演史”。实际上,梁羽生写小说,将历史与传奇相结合,除了形式上继承《水浒传》等侠义小说的传统;将历史作为小说的背景;并借历史背景及其人物关系来构造他的传奇故事之外,还有一点,是借(小说)以表现作者的史家之识,即对历史做出自己的评价。

  梁羽生毕竟是现代人、当代史家、“新派武侠”的鼻祖。一个“新”字,不仅指其形式与规范的变革与创新,同时也指其文化精神及思想意识的发展与进步。其中固然包括了对传统的继承,但这是“批判的继承”。

  有书为证。《萍踪侠影》的一开头,就写了明朝使节云靖出使瓦剌,被羁押于荒寒之地,牧马20年——比汉朝名臣苏武牧羊19年还多了一年——➀明朝皇帝似乎压根儿就将这个人忘了,使节不归,毫无关怀之意;➁云靖好不容易在儿子云澄及同门师兄的帮助之下回到故土,在雁门关外没被蒙古人害死,而在雁门关内,故国家园中,却被自己的主人赐死!这是何等荒谬之事,简直人神共愤!或谓这是奸宦王振捣的鬼,而英宗皇帝本人却不知道,但王振专权,已是昏君之罪无疑。这段小说家言,表达了作者对君主的批判,及对“忠”之大节的深刻的怀疑与否定。——书中写道:“云靖眼睛直视,听而不闻。这一瞬间,20年来在胡边所受的苦难,闪电般地在脑海之中掠过。然而这一切苦难,比起而今的痛苦,简直算不了什么。须知云靖能够支撑二十年,全在忠君一念,满以为逃回之后,朝廷必定升官叙爵,表扬功绩,哪知皇帝竟是亲下诏书,将他处死,正如对一个人崇拜信仰到了极点,期望极深,忽而发现那个人就是要害死自己的人,这一种绝望的痛苦心情,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超过?”[1]这一幕不仅粉碎了云靖的忠君之梦,也奠定了小说的思想基础。后面周健总兵由官变盗,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再后来英宗皇帝露面,小聪明而大昏馈,刻薄寡恩、残酷无道的形象,尤其是后来诛杀名臣于谦,可谓罪大恶极,更说明皇帝不是什么好东西。

  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写,明朝的皇帝,不仅英宗号“英”而实昏,不是什么好东西,且其开国皇帝朱元璋更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可以从➀诛杀功臣,➁朱元璋的故乡安徽凤阳“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等史实中看出。这样,他之叛师(彭莹玉)、杀兄(张士诚),虽系小说家的虚构,却完全符合这一人物的性格,至少可以看出作者对此“正统皇帝、成功之王”的态度。或谓,《萍踪侠影》中贬朱元璋而捧张士诚,(注:[1] 梁羽生:《萍踪侠影•楔子》,花城出版社版)这未必是高明的史识,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要知道,一来这部书是写张士诚的后人张丹枫的故事,从张丹枫的眼中看他的先人,自会掺杂个人情感的因素;二来朱成而张败,朱为王而张成“贼”这种“正史观”,确实值得怀疑,“正史”中记载的张士诚,有多少可信之处?这当然是史学界的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至少张丹枫(代表作者的观点)表示出的对历史的怀疑,是值得重视的,并非完全一厢情愿而已;三来,本书乃是传奇故事,写朱、张之争,一褒一贬,为的是黑白分明,便于读者领会(不然怎么说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呢)。就算退一步,张士诚也同样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也不能说明作者对朱元璋及其明朝历史的批判有什么不妥。否则我们就陷入了另一种简单化的童话之中,而失去研讨和反思历史的正确态度。

  由此可见,梁羽生的传统正格,是既反传统的愚忠,并且揭穿皇帝的神圣外衣,还其历史的真面目;又反正史之记,而深入历史的内层,对“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强盗逻辑予以怀疑和否定。此即梁羽生在本书中所表现出的新的史学观及其深刻的史识。

  上面说了《萍踪侠影》对于历史的批判性的一面,我们再来看他在传奇中的建设性的一面。

  梁羽生写《萍踪侠影》,当然不是纯粹为了表现他的史学或史识,要是那样,他不如干脆去写历史小说。此书并非历史小说,而是,如书的开篇词章所写:“独立苍茫每怅然,恩仇一例付云烟,断鸿零雁剩残篇。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田,此中心事倩谁传?”——书名“萍踪侠影”由此而来,更重要的是,作者要借断鸿零雁、萍踪侠影,塑造心目中的真正的大侠、同时也是真正的历史英雄的形象。

  当然是本书的主人公张丹枫的形象。张丹枫这一人物最为难能可贵之处,是以德报怨。且不是一般的以德报怨,而是超乎常人的想象。前文已经提及,张丹枫是张士诚的后人,即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仇家。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为保住自己的江山,连自己的心腹功臣都要诛灭,对其抢夺江山的敌人,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便不难想象。张丹枫之父张宗周逃到蒙古,当上了右丞相,一是为了活命,即摆脱朱明王朝的追杀;二是为了复仇,即要从朱明王朝手中夺回江山,重整张士诚后周王朝的基业。所谓“宗周”,即是为此。这就是说,张丹枫乃是张氏江山的少主,朱明王朝不共 戴天的死敌。

  可是,张丹枫入关之际,正是朱明王朝的危难之时,内部君昏臣乱,奸宦当朝,倒行逆施;外部瓦剌雄兵陈边,虎视眈眈,即将挥师南下,重圆入主中原的美梦。张士诚的后人,要报家国之仇、推翻朱明王朝、乘机复辟建国,此其时也。张宗周当年逃到蒙古、当上丞相,为的正是这一天;而张丹枫离开生长之地,重归祖国中原,也可以说是为此而来。因此,他之到来,(1)理所当然地被江湖义士追杀,因为他乃是民族叛徒张宗周的儿子;(2)同样,他也自然而然地要被朱明王朝追杀,因为他是明朝死敌张士诚的后人;(3)至于奸宦王振要掩饰通敌卖国的真相,而派人追杀他,当然更是不难想象;(4)而一旦发现他又与一宗大宝藏有关,则江湖、朝廷、民间自都要杀人夺宝,他骑了一匹照夜狮子马已经引动了绿林的追杀,更何况比这要多千万倍的宝贵财富!?这样一来,张丹枫与中原武林对立、与朱明王朝对立,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只能走向极端了。

  可是并不。张丹枫最终的选择却是,(1)与江湖绿林化敌为友,在官兵追杀围攻之际,他帮忙传讯,进而身入重围,救人厄难(其中有大部分人正是要追杀他,甚至在官兵围上来之后,还在与他打斗不休、以至误了战机,不能逃脱,大家身陷重围);(2)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当外敌入侵昏君奸宦陷入土木堡之国前后,他反过来,放下了与朱明王朝之间的新仇旧恨,而帮助朱明王朝抗敌御侮,同时也巩固自己的基业!——国难当头之时,他能放下自己的家仇,已属不易之义举;进而,他居然将原本为灭明复国用的千万珍宝,反过来献给明朝统治者作军饷,以抵抗外侮;继之,当明英宗祁镇在土木堡陷入重围,他杀入围中,一未乘机杀仇,二未丢开不管,反过来帮他出主意、通消息,让明英宗保住自己的人格、更保住大明君主的尊严,以为来日之计;最后,他与于谦相交忘年、里应外合,又回瓦剌都城,充当明朝说客,逼也先认清形势、看到利害,转而乞和,放还明朝英宗皇帝,并签订平等和约,这个忙,算是帮到家了。

  张丹枫之所以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他喜欢明朝皇帝,有心捐弃世代仇怨,而修和求好;更不是想要在明朝谋个一官半职——恰恰相反,他父亲已是瓦剌丞相,以他的身世才华,倘若愿意,可以在瓦剌部大有作为;而他私自南下,所为种种,不仅断绝了自己的后路,破坏了瓦剌人的大计,且与乃父的经营之道南辕北辙,甚至足以使他的一家构成死罪——张丹枫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外资仇敌,而内违父命,超越了一切传统的世俗恩仇。

  这一切,说穿了,即是,张丹枫意识到了,自己和自己的一家,烧成了灰也还是中国人、汉人。因而,他欲放弃复国的梦想、背弃祖宗的家训,乃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不愿因为自己报复家仇、争霸江山而造成千百万人流血成渠、积尸盈野的悲惨局面;进而,他助明朝君臣,献宝献策,奔波效命,则是将民族大义、国家利益、民众生死置于个人私仇之上,求其大我而牺牲小我,为了大家而牺牲小家,为天下苍生百姓而超越私家恩怨情仇。

  这是梁羽生心中的真正的民间侠士和历史英雄。也是梁羽生所有书中第一位高标准的大侠英雄。在这侠士与英雄形象中,寄寓了作者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深刻的思想主题。

  梁羽生之所以要写这么一段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中的这么一个传奇的人物、这么一段传奇的故事,无非是要表现这么一种现代性的思想主题。而这一主题的基础,在于作者意识到同时要让作品表现出,朝廷统治国家但并不等于国家,皇帝统治民族但并不等于民族。——这是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古人多有不识其别者,所以书中的云靖为之绝望而死;今人虽说应该明白,但却要么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么是转来转去又转回老路上去了。——朝廷常换,而国家不灭;皇帝多变,而民族永存。古代人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实是以一己之大私取代天下之大公;而不少封建君主以为“联即国家”,则一半由于愚蠢自大,一半由于强权政治及其强盗逻辑。至于 20 世纪,推翻帝制之后,还有不少统治者,将反政府者当成叛国者,则其蛮横无理及愚蠢自大可知。当年的共产党人,不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治而要发动革命,岂能认为是“叛 国者”?……闲话休提,《萍踪侠影》中的张丹枫忠于自己的民族、自己 的国家,而蔑视朱明王朝(先是反对,后又帮助),这并不矛盾。相反,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价值观念行事,那才是真正的历史英雄。

  前文中所提及的梁羽生小说的“正格”,其“正”在于,他从不将纯粹的江湖侠士置于完成民族大义的历史英雄之上;而他的“传统”,则表现在,梁羽生小说中的个人的武功能耐、及个性情怀,一定要在民族大义、社会矛盾中加以锤炼、表现并发挥作用才算是真正具有审美(包括教化)意义。这与他写武侠小说多以历史为据,有密切关系。他不是一般的取历史材料为己用,而是写历史传奇,塑历史英雄传播历史及民族大义。

  • 二 侠义与个性

  梁羽生小说的“传统正格”,在人物形象,尤其是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容易造成某种程度的理想人格的公式化。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梁羽生为此付了出了一定的代价,他的“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正道,以及追求“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正格,使其小说的主人公很容易成为空心巨人、公式大侠,进而还容易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但,对此,我们也不可轻下结论,更不可以此为是,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容易”如此未必“一定”如此,此其一;其二,梁羽生才高八斗,即便是戴着镣铐跳舞,也比一般人跳得优美酣畅、花样翻新;三是别以为梁羽生“顽固不化”,其实他也时常出奇制胜,使出怪招;非不能也,不为也。

  《萍踪侠影》的主人公张丹枫形象,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理想人格的简单的化身,即是一种公式化的人造神,实际上,不可轻易下结论。在张丹枫形象的理想化的轮廓中,却又有真实的血肉及其独特的风骨,不可不察。

  首先,从整体上说,小说的叙事,是在两重矛盾冲突中来表现张丹枫这一人物的性格。一方面是我们在前文中提及的,他作为张士诚的后人,即作为一个“复仇者”,来到故国中原,本意在复仇兼复国,因遇非常时刻(民族危亡、国家大难)及非常之变(包括回故乡、遇云蕾、经风雨、见世面而造成的情感、心理、观念及思想态度的变化),反过来帮助朱明王朝抗敌御侮,保民卫国,从而使张丹枫成为真正的侠之大者。这一点,我 们在前文中已说过了。

  另一面,张丹枫又是作为云氏的仇家、云蕾的复仇对象,而出现的。这使他有了另一重身份、另一层磨难,同时,在形象上又展示出另一层意义。如果说前一点是“江山之仇”,则这一点是“江湖之仇”,从而使小说两相交织;如果说前一点表现了张丹枫的“阳”面,即大节、大义、大侠、大公的一面,则这一点则表现为其“阴”面,即个人的、隐私的、情感的一面;进而,在前一种仇恨矛盾中,张丹枫是主动的复仇者,是可以自由抉择的,而在这一矛盾中却是被动的、别人的复仇对象,无法自由抉择。有了这样的“阴阳”合一,则张丹枫的形象自然呈现出真实的血肉,并且 成为一种立体,而非一纸扁平的理想化身。

  面对云蕾,张丹枫陷入了尴尬的处境,矛盾极为复杂:(1)云家与张家确实有血海深仇,而此仇的结成,又确实是张家之罪,使云靖无辜在异域艰苦忍辱20年之久!虽则张宗周最后转变态度,敬服云靖并内疚于心,颇想补救,奈云靖至死不领其情、不明其理,而将张氏一家视为血海深仇。(2)倘若仅是如此,张丹枫或抗或避,倒也并不为难,为难的是,他与云蕾邂逅,倾盖如故,而后发展为双双钟情,难以解脱,两人都在情仇之间,痛苦不堪。想打又有情伤,想避又有恋想,真正是好不得、坏不得;打不得、避不得;哭不得、笑不得,矛盾重重,情难自己。(3)张丹枫当然不想与云家为仇,云蕾也慢慢地觉得此仇不报也罢,此情绵绵难消,算是渡过了一重难关;岂知云蕾的哥哥云重出现,又将一对恋人生生拆开,要做仇人论,后来,云重虽不再将张丹枫当成仇敌了,但要想他将云蕾许配给张丹枫,却是万万不能;更何况,就算云重同意许婚,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云重和云蕾的未死的父亲云澄又何能答应?云澄在救父一役中,虽幸得未死,但却从此伤残,受尽磨难屈辱,又怎能不把这个账记到张家头上?

  面临这一切,张丹枫俱是身不由己,无能为力,再大的英雄,碰到这样的矛盾,只怕也没啥办法。于是,只有焦灼、痛苦、忍辱、期待、佯狂,乃至,到最后,真的无法自己、情不自禁,陷入了癫狂之中!——“难忘恩怨难忘你,只为情痴只为真”——老魔上官天野为自己写下的这一副对联,仿佛正是张丹枫情感痛苦乃至陷于癫狂无党的写照。而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可以说是看到了另一个张丹枫,即无可奈何的张丹枫和孤独无依的张丹枫,这与以前的胸怀远大、义薄云天、英雄盖世的张丹枫简直判若两人。而合二为一之后,一物两面,便使理想化的超级侠模,变成活生生的真人形象。“只为情痴只为真”,写张丹枫“情痴”的一面,正是塑造这一人物成“真”的不二法门。作者深明此理,是以写起来得心应手,人物也就栩栩如生了。这是一层。

  另一层,更具体的,作者笔下的张丹枫,英俊潇洒,文武全才,穿白袍,骑白马,宝剑名驹,只身单骑,饮酒吟诗,能歌能哭,亦侠亦狂,真不似人间之士,而似洒脱神仙。这当然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人格形象,及其理想的行为方式。但在这一外表之下,我们还是,慢慢地看到他的火热的心肠及其真实的人性、心理。并且能反溯出张丹枫之所以如此的缘由:(1)须知张丹枫是瓦剌丞相张宗周的儿子,家庭高贵,教养不差,江南人种,北地开花,所以他的英俊、才华、名马、宝剑,自是毫不稀奇;(2)进而,张丹枫虽不是纨袴子弟,甚至也没多少纨袴习气,但毕竟是年轻气盛,识天下为无物,不知愁苦滋味,所以有种种潇洒乃至狂傲之态,自不稀奇;(3)又何况,张丹枫既非一般武林豪士,亦非赶考的白马书生,甚至也不仅是瓦剌丞相的公子,而是张士诚的后周王朝的下一个雄心勃勃的复辟者、接班人,一心要与朱明王朝争夺天下的张家“少主”,其气慨与作派,自然格外不同,雄心大志,奇才佳性,当会溢于言表。

  进而,张丹枫虽身负复仇复国的大任,且具非同一般的大志雄才,但他一无历史上的王权争霸者的阴鸷、残忍、凶狠;二无儒家“王道正统”的“君子”之风,而是至情至性,个性鲜明,正所谓“亦狂亦侠真名士,能哭能歌迈俗流”,这就与正宗的霸道、王道及侠道都拉开了一段距离,而突出了个人性情及其性格风采。张丹枫的狂、侠、歌、哭,我们在书中都见到了,其情其境,其行其遇,莫不自然。这有两个意思,一是,我们知道,梁羽生个人虽然坚持传统侠道,做正格文章,但却具名士风度,尤重名士理想,所以在这部书中要塑造这样一位名士型的侠义英雄。二是,在写这一名士型侠士之时,虽然有明显的理想化的痕迹,但这理想,却不是一般性的或公式化的侠道理想,而是具有独特人文色彩及个性基础的人格理想。这使张丹枫成为了“这一个”,而非某种理想的简单的化身。

  试想,若非张凡枫如此超凡脱俗、潇洒出群,拿得起,放得下,至性至情、见识深广,又怎能做得出将千万珍宝视若粪土,将君侯将相不当回事,而以天下苍生为重,抑一己之私仇而帮助累世仇家抗敌御侮、安邦定国?若不是这样一位张丹枫,又如何能让朱明皇帝垂首,名臣于谦喜爱敬重,天下英雄折服,美女云蕾钟情至深,且让固执如牛的云重及仇深似海的云澄最后改变印象、又改变不让云蕾与之相爱的决定?

  最后,再具体一点,让我们抹掉一切概念的框架,不要做什么概括,譬如我们什么理论都不懂或都不管,胸无成见,来看张丹枫这一人物。我们不难看到,张丹枫这位年轻人,活泼机智、心肠火热、为人直爽、谈吐幽默,有一股热情奔放的生命活力和一种让人欣赏的个性风度。我们只须一件事一件事地去看,一个情境一个情境地去看,从他第一次出现在云蕾(包括读者)的面前,饮酒吟诗,似醒非醒,似醉非醉,似呆非呆,似傻非傻,云蕾帮他赶走了探水的小贼,他却将云蕾的银两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而云蕾尴尬之时,他却又抛出银两代她结账、使之脱困,一掷十金,而又让云蕾恼不得、谢不得……这么一个人,当然有一股奇异的性格魅力,也只有初出江湖、毫无经验的少女云蕾,才将他当成糊涂可笑的酸丁。此后的种种情景,我们不难看到,作者无不是按照张丹枫的独特的个性去发挥,而非将某种僵化的公式去生搬硬套,限于篇幅,不能对张丹枫出场的每个 细节、情景作一一分析,读者可参考专家对这部书的点评。

  除了张丹枫这一形象外,小说中还着意刻划了侠女云蕾的形象。前文已提及,梁羽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一向写得较绝,这主要是因为作者在写女性形象时,没有写男性侠士形象那样要背着道义的包袱。而是可以放开手脚,去写女性的个性表现、情感世界及其女孩儿家的心怀与小性儿。

  云蕾的形象,突出的特征,是单纯、善良、美丽、温柔,具有正义感、聪慧,当然也有一些顽皮和小性子。小说中写得比较有层次,第一次出场时,她年方七岁,特点是单纯善良、幼稚无知、怕见血、不愿意杀人,甚至觉得爷爷云靖的充满仇恨与杀气的脸色十分可怕。爷爷留给她的那张羊皮血书,成了她恶梦及痛苦的根源。十年之后,她再次登场时,突出的特点是美丽如花,而又单纯可爱,所以作者安排她在花丛中出场,人面鲜花彩蝶,相得益彰。妙的是她之出场,也是一身白衣白裙,一方面写她的素洁美丽,一方面亦正与张丹枫衣衫色调相同,有一对璧人之喻。再后来,押军饷的军官方庆受周山民指点,到云蕾练功的树林中寻死,被她救下,并赴匪寨,这表现了云蕾心肠的慈善,见义勇为,同时又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入周健与周山民父子的算中而不自知。再后来她与张丹枫相遇,没来由的动侠念救公子、打抱不平当保镖,不料反被张丹枫所调侃和戏弄,益发表现出了云蕾的单纯、正直、可爱。再后来,到石英庄上,被迫与石翠凤比武“订亲”,虽说是迫不得已,但她一厢情愿地要“移花接木”,却也表现了她的顽皮的一面。再后来,久历人世风霜,历经江湖人事,云蕾逐渐成熟些了,但她的单纯和善良却是始终未变:在任何时候,她都不喜欢多有杀伤;而面对张丹枫这样一位可喜可憎,可爱可气的仇家心上人,云蕾的言行举止,及心理微澜,更是曲尽了她的个性特色。我们无须一一再说。

  云蕾只有17 岁,正是花蕾初绽之年。一个“蕾”字,足见作者的审美创造的用心。17岁的云蕾的美丽风采,给小说中的故事增添了无限的情趣,而17岁的云蕾所面临的情仇抉择及矛盾冲突,则又使她的性格及心理变得逐渐成熟和丰实。虽然,从总体而言,她的形象没有张丹枫形象那样鲜明和生动,但有心的读者,还是不难在其散布于书中的一点又一点言行细节中,看出她独特的性格及微妙的女儿情怀。细如她撕毁女儿衣衫,但舍不得撕那件紫衣(因为她第一次露出女儿本相在张丹枫面前,就穿着这件紫衣);再如她明明是在一直寻找自己的哥哥云重,但真正见到哥哥时,虽八分肯定对方是自己的哥哥,但却不相认(因为云重明显地对张丹枫恨得咬牙切齿,如认了哥哥,势必要与心上人兼仇家兵刃相见,无奈之下,她是拖一刻是一刻)……如此等等,无不有性格及心理的“微言大义”。这是梁羽生小说写人物的长处、细处,不可不提。

  此外,《萍踪侠影》中还写了云重、周健、周山民、谢天华、潮音和尚、澹台灭明、石英、张风府、于谦、脱不花、也先、英宗皇帝……等一系列的人物。对此,我们当然不大可能一一展开分析,但这部小说写人物的一些基本特色与成就,不可不提。

  一是这部书中有不少人物有着江山、江湖双重身份。张丹枫是张宗周丞相的儿子,更是张士诚皇帝的嫡孙,同时又是一位江湖侠士、白衣(有双重意思)英雄;云蕾是明朝大臣云靖的孙女,又是江湖高人玄机逸士的徒孙;周健是雁门关总兵,却又做了土匪寨主;云重本是江湖新秀,却又去做了明朝的武状元及出国使节;张风府是大内第一高手,却又是出身武林,且脾气亦与江湖人通;石英虽是不折不扣的武林豪士、独脚大盗,却又是如假包换的张士诚王朝的石将军的后人;连太湖边的村夫村姑,原来也是非凡的人物;瓦剌部右丞相张宗周手下的澹台将军,又是绿林大盗上官天野的首徒……如此等等,江山原与江湖通,同一世界,双重身份,活动更加自如,写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其二,书中人物的善恶分野,可以说是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最终取决于个人的选择。绿林世界中,固然有沙无忌父子那样的卖国求荣的败类,也有金刀寨主周健这样明里为盗,而暗里仍以国事为重,甚至以日、月(“明”)为旗的侠士英雄。官府之中,既有王振那样的奸宦,亦有于谦这样的忠臣良才,这是史实,且不须多说。而大内三大高手中,既有张风府这样识大体的有侠气的英雄,樊忠这样一腔正气、以身报国的烈士,也有贯仲这样卖友求荣、贪图富贵的奸小。再说瓦剌部蒙古人中,也先与阿剌就并不一样;而也先的女儿脱不花,因对张丹枫一心爱恋,多次使张丹枫遇难呈祥,救他性命,最后甚至不惜违抗父命,以千金之身去堵炮口,为救张丹枫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形象及其结局,可谓感天动地,让人热泪盈眶,算起来,张丹枫虽无大的亏欠,却多少有些对不住她。最奇妙的还是,老魔头上官天野最后的醒悟,以及萧韵兰最后的呼吁。……这一切不仅说明人之善恶,自抉而成,不因身居何所而如何如何;且善恶有时甚至在人一念之间,世间毁誉,常常未必真实。

  其三,说到善恶一念及世间毁誉,不能不提及这部书中的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是写人物性格及心态的发展变化。张丹枫是一个例子,我们在前文中曾提及,但最好的例子还是他的父亲张宗周。由于小说一开头就写张宗周对明朝大臣云靖的迫害,加之他又是汉人而当了敌国的丞相,难免使人怀有定见,即此人是一个大坏蛋。而且,张宗周一开始,由于对明王朝怀有不共戴天之仇,家国不分,确实有卖国求存并侍机报复的野心。但后来,恰恰是云靖的不屈使他震动,而谢天华的影响(书中没直接写),张丹枫的选择,加之年纪渐大而挫折渐多,经历渐富而故国情深,逐渐发生了心理上的深刻的转变。至小说的最后,转变得令人信服,期待明朝使节光临而又无颜见江东父老的矛盾心理令人同情,甚至感慨唏嘘。此外,云重、云蕾、云澄等人对张丹枫及其张氏父子的情感态度的转变,小说中也写得颇有层次,尤其是云重的转变,写得更加曲折艰难,而又扎实真切。再如玄机逸士、上官天野、萧韵兰三位当世武林绝世高手的转变;石翠凤对周山民的情感由敌意到爱意的转变;周山民对云蕾由爱慕到尊重;澹台镜明对云重由鄙夷讥诮到倾心相爱……等等,无不在情节的发展中自然地转变、发展、深化,从而突出和丰富人物的个性。

  其四,是作者时常有意要打破人们的“定见”,写出人物性格的真实,而又创造出奇特的审美效果。上述张宗周的性格和心态的变化,就与人们的定见大不相同。老魔上官天野的真相揭示,及态度转变,更加出乎人之意料,而细想,却又在情理之中,并无生硬或突兀之处。一开始的定见,只不过是因为不了解,以及人是是之,人非非之,人云亦云罢了。再说明英宗皇帝,原以为是一个大大的昏君,整个儿一个糊涂虫子,但后来却又发现他也有聪明机警的一面;原以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软蛋,虽然并不刚硬,却也有识得“大体”的一面,有时颇能硬起头皮撑一下大明天子的门面。这就写出了英宗的多面性、真实性,最后赴张宗周家前后的那一段描写,堪称妙绝。总之,这一人物的描写,与一般的简单的“定见”颇不相同。瓦剌太师也先的形象,虽写得不多,但也超出了人们的料想,对他的女儿,对张丹枫,对明朝英宗皇帝,表现出不同的情感侧面,以及不同 的情态形式。

  其五,梁羽生善于在行为细节写人,进而善于在同一场景中写出人的不同的性格。面对谢天华前往瓦剌刺杀张宗周十年不归,反而当了张丹枫的师父,潮音和尚、叶盈盈、董岳三人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潮音鲁莽,所以不容对方解释,就要与他拼命;叶盈盈心细,是以想提前与谢天华见面,问个清楚再说;董岳智深知人,对谢天华信任有加,知谢如此,必有原由,压根儿就不必问,亦不会产生误会。再如石英的女儿石翠凤比武招亲,韩大海、林道安、沙无忌三位候选人,一憨直、一阴鸷、一残暴在一场小小的比武中表露分明。这等小人物,作者给予如此关照,并未多费笔墨,只是信手拈来罢了。这部书中人物,只要一活动,一对比,就能表现各自不同的性格,或性格的一部分,如云蕾、石翠凤、澹台镜明、脱不花等几位少女,都是独立、有主见之人,但表现出来却不相同。云蕾是内秀,石翠凤是痴情坚决,澹台镜明是爽朗干脆,脱不花称得上是豪迈果敢了。再如大内三大高手张风府、贯仲、樊忠,看似差不多,但张风府豪爽大度、明白事理;樊忠耿介火暴,朴实忠直;贯仲则心机较深、贪心较重,最终被张丹枫诛杀,搜出了他卖友求荣的密信,他可以说是“大内鹰爪”的典型。而樊忠之忠义难得,张风府的风度襟怀更加难能可贵。……《萍踪侠影》中人物较多,我们无法一一提及。然而只要读者有心,自会“莫道萍踪随逝水,永存侠影在心田”了。

  • 三 结构与语言

  梁羽生,以及大部分武侠小说家的长篇武侠作品,结构上大多有些问题。主要是松散、信天游,有时甚至前后参差。这是因为,(1)早期的武侠小说都是在报纸上连载,每天一段不过千儿八百字,一部书往往要载上一年半载,或更长,也要写上这么长的时间,因而难免松散;(2)有时有的作家同时要写好几部书,难免顾此失彼,首尾难接,只得实行拼凑之法,能信天游、游顺了,也就不错了;(3)再往深处去,则是,中国传统的长篇小说(不光是武侠小说)向来有结构不严谨的毛病,这就难怪后来的作家有此遗传。不过这个问题太大,这里只能点到为止。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梁羽生的小说还要加上两个原因,一是他的名士风度,对此难免照顾不周;二是他的传统正格的创作模式,多半不从人物性格的展开来构造小说情节,而是由定型的侠义形象加上江山及江湖事件来组合小说结构,短则可,长则难。所以,梁氏在《白发魔女传》之前的几部书,包括名著《七剑下天山》,结构上都有毛病,头两本,毛病更大。

  但梁羽生毕竟才高八斗,而且写作态度应算是比较严肃,所以,他的小说结构,也就不能一概而论。《白发魔女传》之后,这方面的问题大为减轻。而这部《萍踪侠影》,在结构上要算是相当成功之作了。

  《萍踪侠影》的结构特色是外松内紧、中心不乱、重点突出,从而复杂而有序,广泛而紧密,多条线索交织重叠,合而为一,有如电缆;写起来自能从容流畅,看起来当然也就杂而不乱、线索分明了。具体说,就是小说的情节相对集中,(1)集中到张丹枫与云蕾这两个人物上,这是它的纵轴;(2)集中到土木堡之变这一件事上,这是它的横轴。此二人、一事组成小说的叙事核心。其它的前后因果,都围绕这一重点,自然就紧密了。说起来,小说中的线索比较复杂,仅是大的矛盾冲突,就有,(1)明王朝与蒙古瓦剌部的民族冲突及战争;(2)明王朝统治者与张士诚后人、旧部之间的仇恨与冲突;(3)明王朝内部的忠奸斗争,即宦官王振与名臣于谦的斗争;(4)明朝官府与江湖绿林的矛盾冲突,包括逼官为盗,以及官府对江湖人物及绿林人物的围剿;(5)云氏家族与张氏家族的仇恨与冲突;(6)瓦剌内部的矛盾冲突,包括太师也先与其首领、与张宗周、与阿剌知院等势力间的冲突;(7)江湖武林的恩怨:玄机逸士与上官天野之间的宿怨及其两大门派间的矛盾。……其它的小矛盾、小冲突,那也不必说了,仅这七大矛盾冲突,在空间上涉及中原与蒙古、朝廷与江湖,官场与民间;在时间上则有眼前危机、30年恩怨、朱氏与张氏两大势力的80余年仇恨。看起来,真不知从哪儿开口才能说得清,从哪儿下手才能理得清。

  但,这七大矛盾,都与张丹枫,云蕾二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即,在汉蒙矛盾中,张宗周是蒙古瓦剌部的丞相,与中国人为敌;而张丹枫却是回归祖国,帮助抗敌御侮。在朱、张世仇中,张丹枫当然更有直接的关系,而又有出人意料的选择。在明朝的忠奸斗争中,张丹枫和云蕾是站在忠臣于谦这一边。在明朝官兵与江湖绿林的斗争中,张、云是站在后者一边。在张、云两家的世仇中,张丹枫与云蕾却又相爱至深,欲超脱而不能,欲报复而不愿,欲了断而不得,于是痛苦万分,而这成了小说的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在瓦剌内部的斗争中,张丹枫审时度势,利用矛盾,使其互相牵制,而最终对中原有利。在玄机逸士与上官天野的宿怨中,张丹枫与云蕾乃是同门,但后来张丹枫与上官天野却又结成“情痴忘年交”,对宿怨的最终消除,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只要抓住了张丹枫与云蕾(尤其是张丹枫)就能抓住小说中各种矛盾的细节。实际上,作者也正是这么做的。始终随着张、云的运动来调整“镜头”,对其进行大追踪,在正面反映张丹枫与云蕾二人之间及两家之间的情仇矛盾的同时,介入或揭示上述种种矛盾,并最终自然而然地解决矛盾。

  围绕张丹枫、云蕾这两位主人公,已是找到了结构线索的重点,而进一步围绕土木堡事件及其明、蒙矛盾之“事”。则更使小说中人、事相谐,自然产生了叙事的中心。实际上,若非张丹枫在土木堡之变及民族矛盾与危难之时,毅然地改变立场而深明大义,云蕾就不大可能对他彻底地倾心;反之,若非形势紧迫,云重等人也就不会给予张、云萍踪相伴、南北驰趋的机会。不是因为更大的、更急迫的矛盾事件,张、云的情仇也不能如此发展,从而与此相关的种种矛盾线索也就不能得以充分而自然地表现。土木堡之变的始末,不仅提供了危机及解决危机的迫切性,从而便于传奇人物及其传奇情节的活动与展开;同时也提供了小说叙事的“现在进行时”,即提供了叙事的时间基准线,以便各种时态都能在此找到对应的依据。

  张、云二人及土木堡之变一事,形成了小说结构的基本框架。而作者对其他人、其他事的叙述,或作悬念、伏笔,或作穿插,顺手而为。这样,小说的叙事就获得了基本的方法和原则,打得开又收得拢,回溯前展,左右逢源。例如小说开头的楔子一章,写云靖在雁门关绝望自杀,这一事件“引”出了多种矛盾线索:明蒙矛盾;张、云二家矛盾;朝廷忠奸矛盾;以及玄机逸士门下与官天野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与仇怨,显然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甚至不是一笔能说清的。因而自正文开始之后,小说只抓住了明蒙矛盾冲突这一最紧迫的线索,和张、云二人的相遇、相爱、相矛盾这一最基本的然而又是最重要、也最有趣的线索,合二而一,展开叙事。上官天野与玄机逸士两大宗师及两个门派之间的江湖恩怨,就变成了一种大悬念;我们都知道这种恩怨总要解决,但现在时候未到,且眼前的民族冲突及主人公的情仇矛盾显然更加紧迫而逼人,所以,江湖恩怨便只好搁下不表,以待有利的时机。这反而保持了这一线索的诱人的魅力。这是悬念的例子。穿插的例子,如明朝官府与绿林的冲突,官兵围追堵截,若是平日,那是非赶尽杀绝不可,但逢民族危机的关头,这种内部冲突自然就被缓解、掩盖、暂时中止了。而忠奸的冲突,高潮是土木堡之变,王振被樊忠打杀,于谦保卫北京,自然而然地结束了。如此等等。再回过头来说江湖恩怨,前面提及的多种矛盾冲突,多属“江山冲突”,唯玄机逸士与上官天野的恩怨属于纯粹的江湖中事,在这部书中,充当悬念与引线,使之保持武侠传奇的基本特色。而当其他矛盾基本得以解决,或无法推进时,作者便着手解决这一早已伏下的悬念和矛盾,其中又包含了玄机逸士门下潮音和尚对谢天华的误解和矛盾;包含了云蕾之父云澄的生死之秘;最后的解决方式及结局,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上官天野这位老“魔”,原来不过是“情痴”而已,遇张丹枫癫狂之中的搅扰,反而使那种看似难解的“死结”出人意料地松开。这种冲突的真相及结局,包括作者的处理方法,要算是本书中很绝的一笔。看起来有些雷声大、雨点小,不免使有些“好斗”的读者失望,但既非小说的主线,而快刀斩乱麻,意料之外而在情理之中,自当让人击案称绝。

  结构紧凑,叙事不拖泥带水,是这部书的一大特色与成就。张宗周死得其所,既缓解了张、云两家的死仇,又完成了自己的心中的死结。张丹枫与云蕾有情人终成眷属,虽不无理想的色彩,但亦正是作者、读者心中所愿。张宗周既然以死相报,张丹枫既然如此侠义英雄,云蕾既然如此一往情深,云澄、云重父子,也就再没什么理由要人为作梗而不开绿灯了。所以书中简化了心理过程,直接写出了出人意料而又一直在期盼之中的团圆结局,让人最终松了一口气,放下了书也放下了心。

  梁羽生小说的语言之美,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及,这里其实只需印证。

  这也可以分为三点,➀回目联语;➁诗词妙语;➂叙事语言。因为前文说过,而这里篇幅所限,所以我们长话短说。

  梁羽生小说的回目对联,已自成一绝,可以单独欣赏。因为这正是他的传统正格的形式,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萍踪侠影》的回目,名气上虽未必比得上《七剑下天山》及《白发魔女传》等书,但也有不少可赏之处。如“牧马役胡边,孤臣血尽;扬鞭归故国,侠士心伤”(楔子);“名士戏人间,亦狂亦侠;奇行迈流俗,能哭能歌”(第五回);“一片血书,深仇谁可解;十分心事,无语独思量”(第七回);“滚滚大江流,英雄血泪;悠悠长夜梦,儿女情痴”(第九回);“冰雪仙姿,长歌消侠气;风雷手笔,一画卷河山”(第十七回),“柳色青青,离愁付湖水;烽烟处处,冒险入京华”(第十九回);“虎帐蛮花,痴情缔鸳谱;清秋丽影,妙语订心盟”(第廿回);“剑气如虹,廿年真梦幻;柔情似水,一笑解恩仇”(第卅一回)。这些大都有单独的审美价值,值得抄下来,慢慢品味和欣赏。若是只急于“后事如何”,匆匆翻过,未免可惜。

  再说诗词。这部书照例有开篇词、结尾词,结尾词、开篇词我们已经引过,再看结尾词,是:“盈盈一笑,尽把恩了。赶上江南春未杳,春色花容相照。昨宵苦雨连绵,今朝丽日晴天,愁绪都随柳絮,随风化作轻烟。”(调寄《清平乐》)这虽算不上词中佳品,即便是在梁羽生小说里的词作中,也算不上好的。但,一来它与小说结尾处张、云二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景相扣,非如此不能表达那种喜悦心意;二来它本身亦清丽可喜,写出江南春日风光,虽最后“随风化作轻烟”一句未免有失于俗气油口,但前面的词句,仍留余香,今日词人,能如此作已大不易了。梁羽生小说中的诗词,当然还应包括书中人物吟唱的前人的名作,这本书中尤多,因为张丹枫其人差不多是到处有歌,随时吟诵。好在作者处处都作了必要的诠释,且又合乎情景心思,不如读者就在书中看,不必再引了。能将这部书中的诗词歌赋读遍,抵得上半部诗词例话。

  再说叙事语言,这才是大头、正文,但限于篇幅,我们仍只能长话短说。梁羽生小说的叙事语言,典雅古朴、诗情画意,又能朗朗上口,实属难得的汉语言文学的佳品。小说的开头尤其精彩:

  ……清寒吹角,雁门关外,朔风怒卷黄昏。这时乃是明代正统(明英宗年号)三年,距离明太祖朱元璋死后,还不到四十年。蒙古的势力,又死灰复燃,在西北兴起,其中尤以瓦剌部最为强大,逐年内侵,至正统年间,已到了雁门关外百里之地,这百里之地,遂成了明与瓦剌的缓冲地带,也是无人地带。西风肃杀,黄沙与落叶齐飞,落日昏黄,马铃与胡笳并起。在这“无人地带”之间,这是却有一辆驴车,从峡谷的山道上疾驰而过。

  驴车后紧眼着一骑骏马,马上的骑客是一个身材健硕的中年汉子,背负箭囊,腰悬长剑,不时地回头顾盼。朔风越卷越烈,风中隐隐传来了胡马嘶鸣与金戈交击之声,陡然间,只听得一声凄厉的长叫,马蹄历乱之声渐远渐寂,车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卷起车帘,颤声问道:“是澄儿在叫我么?可是他遇难了?谢侠士,你不必再顾这了,你去接应他们吧,我到得这儿,死已瞑目!”(楔子)

  这一段开头,写史,写地,写景,写人,简洁有力,如史如传,又如诗如画。“清寒吹角,雁门关外,朔风怒卷黄昏”是词句;“西风肃杀,黄沙与落叶齐飞;落日昏黄,马铃与胡笳并起”,虽是化前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句子而来,且句中又有两“落”两“黄”稍嫌相犯,但在叙事语中,有这样的句子,怎不叫人击案诵之!?文中朔风扑面,猎猎吹旗之声可闻,而古雅韵致,未如此写而不能出其意境。梁羽生小说的叙事语言之美,由是可见一斑。

  再看我们在前文中提及的云蕾出场的一段:

  ……再等一会,眼睛一亮,从裂缝上端窥出,已可见着一线天光,不一刻,云中白光闪发,东方天色由朦胧逐渐变红,一轮血红的旭日突然从雾中露了出来,彩霞满天,与光相映,更显得美艳无俦!不知从哪里飞来了许多彩色的蝴蝶,群集在花树之上,忽而又绕树穿花,方庆虽是武夫,也觉得神怡目夺。

  再过些时,阳光已射入桃林,方庆眼睛又是一亮,忽见繁花如海之中,突然多了一个少女,白色衣裙,衣袂飘飘,雅丽如仙,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那少女向着阳光,弯腰伸手,做了几个动作,突然绕树而跑,越跑越疾,把方庆看得眼花缭乱,虽然身子局促在石隙之中,也好似要跟着她旋转似的。方庆正感到晕眩,那少女忽然停下步来,缓缓行了一匝,突然身形一起,跳上一棵树梢,又从这一棵跳到另一棵,真是身如飞鸟,捷似灵猿。那少女在树上奔腾跳跃,满树桃花,竟无一朵落下!方庆看得矫舌难下,心道:难道那少年所说的奇人,竟然就是这个少女!

  再看时,那少女又从树上跳下,长袖挥舞,翩翩如仙,过了些时,只见树枝簌簌抖动,似给春风吹拂一般树上桃花,纷纷落下。少女一声长笑,双袖一卷,把落下的花朵,又卷入袖中。悠悠闲闲地倚着桃树,美目含笑,顾盼生姿!

  方庆看得呆了,心道,天下间竟有这样美艳的少女,桃花也给她比下去了。……(第1回)

  下面还有一段写少女扑蝶于花间的,篇幅所限,不再往下抄引了。以上这一段文字,美在境界,黎明时光,朝霞旭日、桃花蝴蝶,少女翩翩起舞(是练武,但在方庆及读者的眼里,如舞蹈一般好看),这是何等美丽的情景!何等美妙的意境!云蕾如花少女,这样出场,真如天人仙女一般,读者自然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值得注意的,还有,(1)这个地方仍在雁门关附近,与我们前引的小说开头的那段,地点相同,但季节不伺,前为秋天朔风怒号,此为春天桃花盛开;更主要的是情境不同,前面是写云靖等人仓皇逃命,北地南归,而这一回写的是云蕾怡然晨练,静谷幽芳,所以感觉大不相同。即,(2)前一段文字有古拙之气,这一段则基本上是现代文字。因为前面是小说开头,写老翁壮士,兼及历史沧桑;而这里是小说的正文,写如花少女,云“蕾”初绽,当然要用不同的笔墨,给人造成不同的感觉。(3)开头一段,是作者的客观叙事,需概括、简洁,节奏铿锵;后一段是自军官方庆眼中写出,是描写,所以雅致优美,节奏舒缓。除此之外,本书叙事语言中,写对话、写心理、写吟诗、写武斗、写千军万马、写独影孤芳、写塞北大漠、写江南烟雨、写朝廷仪表、写绿林聚会,都有相应的一种语言、一种意境,值得注意。这儿就不再细抄细品啦。

  • 四 缺陷与不足

  这个题目下,要说的也有不少。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况乎一部武侠小说。但有些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说不足,人家或许赞美;你以为是缺陷,说不定有人恰恰喜欢这个。而有些问题,又说来话长,不免拖泥带水,似不宜多写,所以我们还是长话短说,拣主要的几点说。

  要说的是第一点,当然是张丹枫的形象过于完美,缺乏深入的个性心理开掘和表现。具体说,如张丹枫进入雁门关后,一改初衷,原本要找朱明王朝的麻烦,报仇雪恨,后来却献宝献策,奔波趋驰,这当然能表现他的广大胸怀及侠士气慨。但细究起来,似乎缺少一环,那就是他的转变的过程及其心理契机。

  另一个明显的不足或缺陷,是对谢天华赴瓦剌刺杀张宗周,却反而成了张丹枫的师傅,此事语焉不详。读者当然也能理解。但怎么说,都还有些问题。如(1)谢天华如何成了张丹枫的师父——小说中要这么写,是要让张丹枫与云蕾双剑合璧,同门师兄妹,关系更近,这可以理解,但——张丹枫是否跟澹台灭明学过武功?若没学过,说不过去,澹台灭明那么高的武功,又是张宗周的部下,近水楼台,岂有不先得其月的道理?若说学过了,一来澹台灭明与谢天华乃是师门之仇,此仇难解,如何解?二来书中全未交待,甚至未想到要交待张丹枫与澹台灭明及谢天华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一个漏洞。(2)张丹枫的武功,看来仅是师承谢天华一人,后来才看到彭莹玉和尚留下的《玄功诀要》,更上层楼。我们不免遗憾:张丹枫若是学齐了上官天野、玄机逸士两大派功夫,甚至再学萧韵兰的功夫(如金庸小说中许多主人公一样“法乎众者而得其上”),岂不更好更妙?何况这又不是什么难事。至于与云蕾双剑合璧,一是仍可以谢天华的剑术; 二是不妨试一试上官天野——澹台灭明一派的剑术,看看能不能“合璧”? 当年两位前辈比武三日三夜,难道没有互相影响、互相学习么?这当然只是我们的设想而已,有些一厢情愿。但前一个追问却是少不了的。(3)而且,云重又是董岳的徒弟,这样一来,云重、张丹枫、云蕾都成了师兄弟,似乎天下武功只此一家,也未免巧得过份了。梁羽生在主要人物的武功、学艺方面,固然有不少的创意,但总体说,下的功夫不如金庸那么大,这对于好武的读者,无疑是一个遗憾。这或许与他“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即重侠轻武的创作原则有关。一般的情况下,当然不觉得,也看不出来,因为梁羽生的笔力毕竟非同小可,对武的描写技巧也颇惊人,但倘若像上面那样挑剔和追问,那就不免让人看到局限与不足来。

  再一点,是写张丹枫的师父谢天华和云蕾的师父叶盈盈,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只因师父玄机逸士各传了他们一套剑法,目的是为了以后“合璧”对付上官天野,但却又不许他们相互了解,以至于为此而不能结合!这也未免太荒涎、不合情理了,倘是孤例,倒也罢了。但,有趣的是,老魔上官天野也不许他的男徒乌蒙夫和女徒林仙韵结婚,甚至不能动情欲之念,原因是若有情欲,或结婚,就练不成绝世武功,这倒比玄机逸士门下的谢天华、叶盈盈更合理一点。只是如此一来,上官天野门下,包括澹台灭明,以及玄机逸士门下,包括董岳和潮音和尚,全都是孤男寡女,加上他们的师父,就成了两窝光棍了!这样做,未免有些过份。再回过头来说谢天华和叶盈盈,当然也不是非成婚不可,但总得考虑一种更合适的说法才好。总不能搞得玄机逸士不通男女的玄机,以至于同老魔上官天野没啥区别。

  其它的漏洞,比如云蕾招亲,总体上算是一场有趣的热闹戏。但云蕾如花少女,扮成男装,就算年轻的张丹枫经验不足,看不出来,石英这样的老江湖,何以也看不出来?更何况替女儿招亲,乃是大事,岂可如此草草,甚至连来路都不明、男女也不分就当场比武、当夜入洞房?此事匆促得过份,不能细想。再如,上官天野的二徒弟乌蒙夫第一次露面——是蒙面——似根本没有蒙面的必要,一来谁也不认识他,二来他也不怕有谁认识他,何故弄得如此神秘兮兮?这未免有些故做神秘。难道因为他叫“蒙夫”,所以要蒙上一蒙?

  总之,《萍踪侠影》结构紧凑,这是它的长处,但紧凑之后,不少的情节和细节来不及展开或细写,反倒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局限了。谢天华的蒙古之行来不及解释,张丹枫的思想立场转变来不及细说,云蕾女扮男装来不及分辨,云重与云蕾见面也来不及细说他师父董岳这些年来如何如何……这都造成了小说的漏洞,至少是遗憾。幸而大处甚佳,我们的吹毛 求疵亦当适而可止。


作者:无影1980  发表时间: 2008/01/30 19:58

  我觉得转变就是在山上躲雨之时,他和云蕾的一番谈话。是云蕾让他改变了初衷,当然并不是当时就变了,但是小张开始想他要报仇的后果,所以他最后终于改变了。对于云重也是师兄,是因为云澄本来就是玄机一门的,他要托付儿子当然还是找自己的师门了。


作者:天山游龙  发表时间: 2008/01/31 01:20

  对《萍踪》的不足之处,陈墨先生部分提得有点欠妥。

  张丹枫没有入澹台灭明门下,自然不可能学到澹台灭明的武功,何况上官天野与玄枫逸士也是老对手,张丹枫再怎么说都是玄机逸士门下,澹台灭明怎敢擅自传授张丹枫武功。

  另外也不是每一部小说都要博采众家,这一点陈墨先生明显受了金庸小说影响,算不上《萍踪》的缺点。

  至于张丹枫的转变,同意无影1980的看法,张丹枫本不是野心家,当他考虑到报仇的后果,念及天下苍生,又正当国难当头,面临异族的再度入侵,张丹枫当会作出正确的选择,不过羽生先生在这方面用的笔墨确实稍嫌少了一点。

  至于云重、云蕾见面因为张丹枫的缘故形成了两人的矛盾焦点,一些其他的事当然不及细说,这也不算什么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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